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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口述自传节选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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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刑期和刑期计算(折抵)问题
第一、根据上诉书和对上诉书的补充材料(即本材料)所列举的事实,证明我没有触犯《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因此无罪行,更没有犯反革命罪,而且是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受他们打击迫害的。所以,判处我有期徒刑17年和剥夺政治权利4年,是完全违背“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后期我的实际情况的。判决是错误的,是新的冤错案。
第二、对根本错误的判决,本无必要对刑期和刑期计算(折抵)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但因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明了判决是错误的、违法的,所以仅根据判决书写我犯“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依据的法律根据(《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和送达判决书人口头转告判决前羁押日数同刑期折抵,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和原则的不同意。
几个问题:
1)判处有期徒刑17年和剥夺政治权利4年,是怎么得出来的?既是根据第六十四条数罪并罚,各罪判多少年刑期?怎么合并执行17年的?法庭为什么不宣判?判决书为什么不写?庭下为什么不口头转告?问了多次为什么不答复?至今,判我犯这两个罪行,还不知道刑期是多少年?
2)判决书写刑期为什么有起无止?折抵刑期为什么不写在判决书上?更没有在法庭上宣判。这是为什么?
3)按法庭判我犯这两个罪,根据《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什么还追诉?
对刑期和刑期计算(折抵)的意见:
送达判决书人口头转告刑期折抵情况:
根据判决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如下:
1971年2月7日至1973年4月 1973年4月24日至1975年4月24日 共计4年2个月17天。 1978年4月1日至1978年4月18日 共计18天(捕前在校关押) 1978年4月19日至1983年3月16日 (在公安局) 以上共计9年2个月3天 还应执行7年9个多月 刑期实际执行到1991年1月12日止。
这里有两个问题:
1)判刑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反林、江反革命集团,被隔离审查,剥夺人身自由而平反,对我反而计算刑期?2)既然对我计算刑期,1975年4月24日到仪器厂监督劳动至1978年3月31日,为什么不算刑期?
当时,我提出这两个问题问送达判决书人(中级法院庭审记录员)。送达判决书人回答:
1:他们(指林、江集团)不光整了你反他们,还整了你别的问题(承认我反了他们)。 2:你到仪器厂劳动,后来生病了。实际上没有劳动,看管也不严。 我反驳说:他们是整了我别的问题,整了我“反周恩来总理”。我反了吗?(中级检察分院告诉我没有反周恩来总理。)林、江集团整人,不给谁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四人帮”倒台了,当然顾不上看管我了,是我自己解放自己出来看病的;但一直没有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审查”,或改变纪律规定,而是宣布“一切规定继续有效”。 送达判决书人无言可答,说:我无权解释。 因此,我现在重申: 1)把我反林、江反革命集团受打击迫害的“隔离审查”时期算刑期是错误的。这正是证明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没有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加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犯下反革命罪行;而证明我是冤案。 1971年2月7日至1978年3月31日,尤其是从1971年2月7日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前,林、江集团对我剥夺人身自由和批斗是最残酷的时期。诬陷我“反周恩来总理”、“搞武斗、打死人,是北大、汉中武斗的后台”、“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新生事物)、”“反工人阶级领导”、“和杨成武有黑关系”等等。定我是“反革命‘5.16’骨干分子”、“欺骗党、欺骗群众”,至今许多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是不清楚的。 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实则整我反林彪、反江青、反康生、反谢富治,企图把我和所谓“杨、余、傅”搞在一起打掉。本应对我平反,摘掉他们对我强加的种种罪名,澄清对我的种种诬陷和诽谤,但现在不平反,还判刑,算刑期。这是不是说我反林、江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林、江集团整我是正确的呢?他们变为保周恩来总理的、反对打武斗的呢?所以,中级法院判刑的原则究竟是什么? 2)关于1975年4月24日至1978年3月31日,这段时期从现象上看,似乎是吃住在家了,有了自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对我对群众都没有宣布结束隔离审查。孙连仲(审查小组长)对我宣布:领导决定你从新华印刷厂回校仪器厂接受群众监督劳动,只是吃住在家。因此,给你规定纪律必须遵守,不得违犯。 其次,从实际丧失人身自由的程度、从管理、规定的纪律来看,也是继续处在隔离之中。先后规定纪律1:在校内不准随便走,划定我从家到仪器厂走的路线,不得越过一步;2:路上见人不准说话;3:不准到别人家里去,别人也不准到你家里来;4:不准会见亲属;5:孩子回家要报告保卫科,不报告受批判;6:审查小组随时有到家里检查的权力;7:医生写病假条必须经审查小组同意;8:审查小组有权随时找医生检查你的身体,必须接受;9:不准出校门;10:不准参加校内群众大会;11:不准看校内大字报。为什么规定这么多严酷的纪律呢?就是保持继续隔离审查的状态。就是判刑蹲监狱,保外就医还算刑期,也没有这样严酷地剥夺人身自由。这一切,都在校保卫科监督和居委会、同院人协助监督下执行。 当时,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家中只有我一人,连我的儿子回来进家都必须汇报。虽然吃住在家里,实际家里已经变成新的“隔离审查”的牢房。审查小组、保卫科不论黑夜白天,随时都有权进家里搜查。并且,我住的地方就在保卫科对面的院子里,从保卫科的窗中随时能窥见我住的房子。后来,因粉碎“四人帮”,没有人常来严格检查,但新的校领导一再对我宣布:过去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志明、魏全海对我传达校领导指示,宣布过去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对我批评、训斥。1978年春节前后,校保卫科对我宣布过去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并让我恢复监督劳动。因有医生证明,不能接受劳动。 根据以上情况,自1971年2月7日,对我对群众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没有再宣布结束,而是不断宣布“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又如此残酷地剥夺人身自由,比保外就医还不如(保外就医是算刑期的),因此,必须折抵刑期。共计2年11个月8天。关于“半隔离审查”的问题,就是没有残酷地剥夺人身自由,确实是吃住在家,或住集体宿舍,只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或被公开的、秘密的监视居住和行动。如1968年9月至1969年3月,办集体的“学习班”,或住集体宿舍(隔离)、全校“清队”等。但我是重点。在此名义下,实则批我反谢富治等;1969年5月,从开“九大”会议回来,至1971年2月7日,在江西农场和回校以后,我被限制人身自由时严时松,有时完全被看管。如1970年6月,从江西农场回京,是押送回来的。回校后看管较松。下半年吃住在家,白天由学生看管较严。这样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保外就医也不能如此。所审查的内容也主要是反林、江集团的问题和被诬陷的种种莫须有的“罪过”。领导也是林、江集团指示宣传队搞的(说明:不应该因为被整的名目、方式繁复而不算数。当时,在“清队”、办“学习班”的名义下,被整的人各有各的“问题”。有的被抓是“叛徒”。不论学校有什么名目要整人,“清队”也好,整他的“问题”还是“叛徒”。所以不能说是全校“清队”了,他就没有被错整为“叛徒”。事后,把他被错整的时间扣除。这不是从实际出发,是不对的。在“清队”中,我被清查的问题,仍是反林、江集团的问题,并且是重点隔离对像。所以,不论是办集体的“学习班”,还是全校“隔离”、“清队”,实际整我的还是一个反林、江集团的问题。就是说,有运动的时候,放到一块整,没有运动的时候,单独整。因此都应计算在一起,不应扣除,被整的时间是连贯的。)因此,必须折抵刑期,计算是:
1968年9月至12月(3个月) 1969年上半年1月至3月25日(3个月又25天原文如此,应是2个月又25天),下半年5月至12月(8个月),全年10个月又25天。 1970年1年整(虽然让我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但批了我叫马福全反康生)。 1971年1个月又7天。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和刚刚粉碎“四人帮”后,我遭受剥夺人身自由、受隔离审查,总计9年5个月又7天,折抵刑期不应该是4年2个月又7天。加上1978年4月1日至1983年3月16日,逮捕前后至宣判,计5年又4天(注:原文如此。应是差15天整4年整理者)。
综合以上共计14年7个月又1天,而不是9年2个月又3天。 还应该执行2年4个月又29天,而不是7年9个多月。 刑期实际执行到1986年4月29日,而不是执行到1991年1月12日。
总之,从1968年9月(8月交权下台)到1983年宣判,共计15年被剥夺人身自由,没有一年是有人身自由的。若再计算到1991年1月12日,我将23年被剥夺人身自由,还要加上4年剥夺政治权利。就按中级法院判我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的具体情节,也不能如此判决。这是违背《刑法》规定的。
上海徐景贤判刑18年,王秀珍判刑17年,都是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们是什么罪?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样对待呢?我反林、江一伙谁不知道?别的不说,谢富治是不是林、江集团的?王、关、戚是什么人?康生是林、江集团的什么人?反他们算不算?哪一点我同徐景贤、王秀珍一样呢?从1968年3月25日,实际上我就被打下了台,徐景贤、王秀珍人家是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地位?是林、江集团的同伙。大家都是清楚的。
上海张春桥指使王洪文成立“制止武斗司令部”,带领千军万马,打掉了些群众组织,为什么不打徐景贤、王秀珍那“派”?还不是因为那些群众组织反了张春桥,最少是不跟他们了。北京、北大的问题性质是明摆着的,若积极追随林、江集团,不反谢富治,能被打掉吗?虽然,形式上不是王洪文,而是七校来打北大(“看3月25日市革委会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企图用派性来掩盖其性质,能掩盖得住吗?上海被打的群众组织还了手,我们没有上大当,我当场抓住了谢富治,因此,想扣我打武斗也扣不上,栽赃了多少年,不是谁也栽赃不了吗?
若说,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同伙、追随者,因为过去在台上,不能惩办他们,因此对他们是没有时效问题的。但我的情况根本不相同,既不是追随他们的野心分子,就是有几件事错了,与他们有牵连,但我很快发现了他们的问题,反了他们,又受到多年的打击、迫害,从1968年就正式下台了,处在被整的地位,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粉碎“四人帮”之前,我都被他们剥夺人身自由,处在被批斗之中。这怎么能同徐景贤、王秀珍相比呢?
我是冤案!是明目张胆地制造的新的冤案!!
从逮捕我就是没有根据的。长期(数年)不告诉我被逮捕的原因和根据。相反地对我说:“你的问题不是用法律来解决的。你检讨检讨错误吧。”检讨之后,怎么突然又要判刑呢?既对我表示知道我是反林、江集团的,是受打击迫害的人,为什么又判我积极追随林、江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而判刑呢?为什么不宣判犯各罪判刑多少年呢?17年的刑期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为什么不宣判刑期止日?至今我手中无法律文件为凭据,把我骗送到延庆监狱来。这里对我主要的病既没有药治疗,生活条件又坏,还取消了我吃小灶饭,又派两个犯人专门监视我,搞小汇报,继续整人,这不是狱中狱吗?是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啊!
这不是党的政策,这是什么人的“政策”呵?
我的身体、脑子已被反复折腾坏了。但我的精神、信念是永远摧残不倒的,至死也不会屈服于谬论。为真理而战斗是我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万岁!
1983年8月
(刑期折抵计算具体数字可能有错误,但原则和列举的时间没有错,加到一起可能有加错的。)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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