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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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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伟华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刊载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手稿第一页,在这一页影印件上,有毛泽东信的抄件及毛对原稿的5处修改;有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从这一页影印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此信的写作时间
毛泽东此信确切的写作时间现无法判定,但可以肯定是在1966年7月28日至8月1日之间。7月28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江青等人到会,表示支持学生反工作组。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宣读了一论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请江青把大字报呈送毛泽东。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短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大意)[1]。据此,毛泽东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的时间最早是28日的晚上。在影印件上有毛泽东的批示:“各同志: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毛此信结尾处署名后有“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字样。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2]
二、从影印件中可以看出毛对此信原抄件的5处修改,都是些技术性的小修改:
1.第一句,原稿为“你们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都收到。”在“你们”后面加了“七月二十八日”6个字。
2.第一句,在“回答的”三字后面加了个“信”字。
3.第一句,在“收到”后面加了个“了”字。
4.第二句,原稿为“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剥削者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剥削者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第一个“剥削者”改为“反动派”。
5.第二句中,第二个“剥削者”也改为“反动派”。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将“剥削者”改为“反动派”,但红卫兵大字报的矛头所向主要是所谓统治学校十七年的“修正主义”,即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人,而这些人则很难归入“剥削者”的行列。一般来说,“反动派”的概念比“剥削者”的概念要宽泛得多。
三、关于红卫兵大字报的题目
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原来的题目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但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大字报的题目中都加上了“无产阶级的”五个字,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个题目是谁改的呢?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对两篇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加了个注释:“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人民日报》八月二十四日予以转载。”[3]这样看来,好像是由《红旗》杂志为其改了题目。
但据笔者过去的印象,大字报的题目是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自己改的。今年5月28日,在为纪念红卫兵诞生4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聚会上,大字报执笔者骆小海在题为《心路历程》的发言中说:“红卫兵的本质是独立组织加造反精神。独立组织比较好理解。工作组对这个特点就很敏感,反应很强烈。那么,造反精神呢?说白了,就是不做精神奴隶。粗看,好象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不涉及思想内容,就是不做谁的精神奴隶呢?在当时发表一论时,就顾及到这一点,所以特地在‘造反精神’之前,加了‘革命的’这一限定词;而后又在清华大学交付铅印时,又再加上‘无产阶级的’这第二个限定词。”[4] 什么时间在清华大学交付铅印,骆小海没有说。所谓“在清华大学交付铅印”指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清华附中红卫兵整理、编印了一本《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这本书是在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制的,封面上标出的时间是1966年9月。而这本大字报选的编辑、定稿肯定是在《红旗》杂志发表(8月21日)前,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在1966年8月初至8月中旬的某一天。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红卫兵大字报题目的改变是红卫兵自己所为,而不是《红旗》杂志在发表时做的改动。
四、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出中央高层人事上的一点玄机
毛的批示有改动。通过《毛泽东传》所刊影印件(第1435页)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原批示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各同志阅,请考虑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毛后将原所列名字尽行划去,代之以“各同志“三字。
毛泽东原来共列出了15个人的名字。这15个人分三种情况,一是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人,即刘、周、邓三人;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即陈、康、王、王、关、戚、江、姚、张等九人;三是北京新市委的人,即李雪峰和吴德二人。陶铸则属于刚调到中央来不久(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任中宣部部长),准备进入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人,但同时又准备将他安排到中央文革小组当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这里的玄机在于第二类,即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列入其中。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在北京的还有四个人:刘志坚、穆欣、谢镗忠、尹达。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刘志坚在1967年初被打倒,穆欣、尹达、谢镗忠也先后遭到批判而脱离了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刘、穆、尹、谢四人尚未受到冲击,而且刘还是排名在张春桥前面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毛原来在批示中所列名单显然表明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亲疏之分。此名单披露出了毛泽东准备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九人。
在以上名单中,王任重的情况有些特殊,毛泽东本来是将王任重列到可依靠的核心力量名单中了,在“文革”初期将王任重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二副组长。但王任重到北京后的表现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毛泽东不久即将王任重从他的核心力量名单中剔除出去了。1966年12月26日,出席毛泽东生日宴会的共七个人,即: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康生未出席毛泽东生日宴的原因尚不得而知,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情况,康生理所当然应在毛泽东所依靠的核心力量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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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卜伟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载于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三卷《十年风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4] 骆小海题为《心路历程》的发言可在“卜伟华的博客”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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